一片青山入座，半盏秋水烹茶。看落英纷飞，两小无猜，此间风月，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这应该是每人个对于“桃花源”式理想生活状态的憧憬。“桃花源”作为理想社会的代名词出自晋代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文中通过武陵渔人误进桃花源出而不复得路，把现实和理想的世界联系起来，向人们展示了一种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的理想社会境界。但“良田美池桑竹之属”毕竟是政治经济达到高度文明后的折射，这种文学化诉说的理想终究南柯一梦，不堪深究。但其《桃花源记》百字文章却成了中国世代文人追求的精神归宿，探究其之所以能历久不衰，成功之处不仅在于故事的离奇、摹写的生动和自然流畅的言辞，最能撼动人心的当是其寄蕴于文中反映人们心愿的社会理想蓝图。
探寻“桃花源”产生的背景，我们才能明白它特殊的时代现实奠定了“桃花源”这一构想能达到至境美好的原因。此时正值中国的东晋时期，北方五胡十六国并存，汉民族正面临历史上最大的民族危难；南方司马政权被士族权利分裂，内乱不止。就政局而言，东晋一百多年间，华夏大地战乱频繁，农民反抗此起彼伏，东晋王朝就像大风大浪中的一叶扁舟，风雨飘摇。
在这样动荡的政治局面中，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男不被养，女无匹对，逃亡就去，不避幽深。就阶级剥削而言东晋王朝比西晋有过之而无不及。沉重的赋，逼得百姓“年及应输，便自逃逸”，“生儿不复举养，鳏寡不敢妻娶”。可谓“民疲田芜，事役频苦，童耋夺养，老稚服戎”。
可在如此残酷的社会环境中，封建时期的知识分子还认识不到民众反抗的力量，整个社会的文人墨客执着的追求一种洒脱不羁的“魏晋风骨”，以避世归隐为出路，企图在幻想中寻找希望与慰藉。陶渊明作为大家也是如此，他在探寻归隐避世中，进一步为“桃花源”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基础。
追溯“桃花源”产生的思想根基，陶渊明作为一代文人必然深受主流思想影响。自秦汉以来，儒、道两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中国的主流思想之一，在理想国度的探寻方面，儒家主张“大同之道”，道家推崇“小国寡民”，虽然两家思想存在分歧，但这些理想化的构想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儒家“大同之道”主张“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篇》）”这体现了儒家所追求的是养身丧死而无憾，随心所欲而不逾距的社会状态。但儒家的“大同之道”前提是在政治等级森严下的和谐，在这一前提下的理想社会才享有财产公有制、政治民主、生活和谐等特点。
道家“小国寡民”主张“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至治之极。甘美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道德经》）”这一观念不仅源于当时的社会条件，更是深受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主张。“小国寡民”的思想，无论从物质上、精神上还是政治上，都彰显了老子对“内自足外无所慕”观点。但“小国寡民”并不是历史的倒退，根据老子“反者道之动”的自然辨证观，此时的封建国家已有“国”、“甲兵”、“舟舆”，能够“甘其食，美其服”，这些都不是原始社会具有的，可见老子的“小国寡民”也是一种对封建制度的革命。
时至东晋时期，陶渊明在潜移默化中将这两种政治理想融合，并在此基础上结合自身特殊的时代现实。探寻《桃花源记》所塑造的理想社会，不难得出，
一方面，他继承了儒家的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皆有所养，男女分工、老少怡乐这一基本社会状态。我们走进他的“桃花源”，入目就是那男工女织各有所属，黄发垂髫，怡然自乐的情景。但是，陶渊明作为一代归隐文人，并没有探索此理想社会状态下所依存的政治基础。也许，正是陶渊明对于政治的回避，只单纯构架空中“桃花源”，才让这越是至境不现实的世界越是让人求而不得，舍而不能，成为后世文人墨客心中的理想归宿。而老子的“小国寡民”这相对单一、老死不相往来的半封闭社会，也是桃花源与世隔绝，不足为外人道也的参照，这点道家和陶渊明在“避世”的思想上不谋而合。另一方面，陶渊明的“桃花源”因时代变化与儒、道两家参考的经济基础又不同。
晋代时期士族权力膨胀，国家权力旁落，频繁的战乱中，士族在城市的经济遭到破坏，掌握权力的士族将资产转移到相对稳定的农村，从而产生了特殊的实体经济—庄园经济。虽然说是士族们创办的庄园经济也存在阶级剥削，但它相对东晋大社会的混乱来说毕竟较为稳定平和，成为乱世难得的一片“净土”，因此这也为陶渊明构造“桃花源”提供了现实模板。
但“桃花源”之所以比儒、道两家的构想更让人向往，还在于其理想社会独有的特性。中外理想社会的探索从来都带有浓重的神话色彩，无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