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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曾经引用英国著名学者赫尔伯特·韦尔斯的话说：“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我认为，此说极为精准。和儒家、道家相比，这个“土匪”，在中国人的精神结构里上不了台面，也少有人提及，但其真实地位却举足轻重，常常居于首位。儒家、道家不过是光鲜亮丽的外衣，在大多数时候缺乏应对真实生活的实操性，当中国人在处理日常事务和残酷的生活场景时，杂糅更接地气的“土匪气”，则往往成为的不二之选。
毫不夸张的说，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好汉梦”（土匪梦），会时不时会跳将出来，支配我们对于世界的看法和行为模式。如有必要，每个中国人，都可以在梦中变成一匹战狼，杀伐四方。即使那些现实生活中的怂蛋，也总是做着打家劫舍的好汉梦，或借助文学作品完成自己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人生。中国人的这种小心思，中国文化的这层真实底色，在《水浒传》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在政治学者萨孟武看来，这群所谓的“梁山好汉”，其社会属性就是如假包换的“流氓集团”。
这里要注意的是，“流氓”一词并非对这帮草寇的刻意贬低，而是对其社会阶层的真实描述——他们是游民阶层。诚然，《水浒传》中不乏军官、官吏，甚至还有卢俊义这样有名望的富豪士坤，但其中坚力量及组织方式，皆源于游民阶层及其文化。游民阶层及其文化是解读中国文化的关键之处。游民是怎么来的呢？游民文化又有何特点呢？这里有必要跳开《水浒传》，讲一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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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西方文化是在中世纪后期孵化而出，那么塑造中国文化的关键期就是“唐宋之交”。中国人对社会的认知，以及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在这个时期成型、固化、深入骨髓，直至今日依然在左右与决定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开启这个关键期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发生在唐中期的“安史之乱”。提到“安史之乱”，大多数都知道它是唐朝由盛而衰的原因。其实，“安史之乱”背后的影响和意义远不止于此。
“安史之乱”给唐朝的社会带来了两个至关重要的改变：一是彻底打散了隋唐以来的豪族社会，历经五代十国的进一步加剧，从此开启宋之后的平民社会；二是中原人口的避乱南迁，极大促进了淮河流域和江南地区的技术跃迁，江南迅速取代中原成为帝国最重要的经济区，产生了新的经济资源。
有多重要呢？大诗人韩愈就说过，晚唐时期，江南所提供的税赋，占了天下税赋的十分之九。而平民社会和新经济资源，又反过来让皇权有足够的财政和资本对抗豪族，从而终结了豪族社会，让豪族彻底淡出了中国历史，不可逆的走向了皇族（包括附庸于皇权的士大夫阶层）——平民的二元结构。而游民阶层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了塑造中国人文化底色的主力军。
很多人读到这里可能会开始混淆两个概念，他们会恍然大悟到，没错啊，战乱大灾之年，可不是人民会流离失所，成为“流民”吗？我特别提醒大家注意：“流民”和“游民”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很多人，甚至包括不少作者也把这两个概念混用了，这就大错特错了。暂时流离失所的“流民”，不一定会最终变成“游民”，他们一旦找到可安身之所，又会开始务农或从事各种劳动。
而“游民”是指那些明明没有丧失劳动能力，却主动放弃劳动，选择不务正业的这部分人群。这部分人群有多大规模呢？南宋有一个叫陈世崇的诗人就曾经说，临安城里靠诈骗为生的游民就达几万人之多。这么大规模的游民阶层，是怎么形成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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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因为避乱南迁，和“永嘉之乱”豪门组织南逃不同的是，“安史之乱”的突然发生，让中原地区的豪族没法成建制的组织起来，只能零散的南逃，逃到南方后，自然而然就不可逆的演变成了平民社会的形态。而豪族社会的消失，晚唐以及五代十国的连年战乱，导致人们很难跟以往一样，固定在一个地方务农，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慢慢就习惯了无固定职业和冒险的生活。甚至，五代十国的不少开国皇帝本身就是游民出身，不知不觉也对人们形成了示范效应。
举个例子，后周太祖郭威就是个游民，年轻时就不愿从事生产，只喜欢舞枪弄棒。他有一次在集市上游荡，遇到一个屠户给他挑衅说，大家都说你胆子大，你敢杀我吗？结果，谁曾想，郭威立刻就拔刀把他杀了，集市上围观的人都吓坏了，他却面不改色。
这种做派和行事方式，是不是像极了梁山好汉？久而久之，人们渐渐不认为游民的生活有何不妥，反而会随着这个阶层的壮大而配合上符合这种生活方式的伦理观念，并加以美化。
所以，即使在北宋建立，社会稳定下来之后，依然有着很大一部分人主动选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成为游民。游民阶层也渐成气候，成为宋朝之后中国社会结构中，举足轻重的力量。同时，宋朝因为朝廷对社会的管制相对松散，“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导致各种经济要素的飞速发展。
同时，宋朝还打破了唐朝城市“坊”和“市”的严格区分，把居民区和商业区融为一体。所有这些改变，都让宋朝的市镇经济极为发达，也给游民阶层提供了更多的安身立命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