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在地国际化”研究的兴起、本土特征及审思
［摘要］我国的“在地国际化”研究兴起于“国际化”与“本土化”之争中，研究历程可分为自发探索期、概念自觉与缓慢起步期、迅猛增长与深化拓展期3个阶段。具体研究内容呈现出鲜明的本土特征，包括术语与概念内涵的本土化、价值认知的本土关怀、实践路径探索的本土特色等。其内涵界定的“目标取向”拓展了概念的认知维度，有望为价值和实践路径的本土探索贡献跨文化案例。但总体而言，我国的“在地国际化”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本土实践机制探索尚待深入，实证研究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理论的验证、拓展及深化。在“在地国际化”实践成为大势所趋的背景下，有必要启动实证研究，检验既有理论并生成本土实践工具；直面现实困境，加强基于数字化转型的“在地国际化”路径创新研究；将研究对象放在与跨境流动的关系中深入探索，加强二者协同作用机制研究。
［关键词］高等教育国际化；在地国际化；本土国际化；跨境流动
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与现代大学相伴而生的现象，并日益被各国视为推进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举措［1］。既往的高等教育国际化通常被视为人员的跨境流动，但随着全球化对毕业生国际化素养要求的日益提高，传统的“境外国际化”范式逐渐暴露出受益面过小的局限性特征。因此，主张为所有在校生提供国际化教育的“在地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athome，由于我国同时存在“本土国际化”这一表述，下文根据需要有时用“IaH”统称二者）理念应运而生。
“在地国际化”在空间维度上是与“境外国际化”相对的概念，是指发生在本土校园的国际化活动，通俗而言即高校充分利用校内外可及的国际化资源来提升教育教学国际化水平的过程。自1999年尼尔森（Nilsson）正式提出这一概念以来，“在地国际化”正式成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研究的新领域，方兴未艾。最初以尼尔森、瓦赫克（Wchter）、贝伦（Beelen）、提肯斯（Teekens）、奥腾（Otten）等欧洲研究者对其价值、概念内涵、历史演进、欧洲语境、实践要素等方面的探讨为主，后期随着实践区域的不断拓展和世界各地学者的逐步加入，对实践的具体探讨开始带上不同文化语境的痕迹［2］。我国学者引入“在地国际化”的时间相对较晚，但与国外学者研究对区域文化背景的关注相适应，在研究推进的过程中，无论是术语的使用还是具体的研究内容，都带有鲜明的本土色彩。因此，对我国研究的背景与现状进行系统梳理，有助于丰富“在地国际化”研究的跨文化案例，并贡献关于这一议题的中国智慧。将我国的研究放在更广阔的国际视野下进行审视，也有助于在更宏大的场域下审视既有研究的得失，展望未来的研究路向。
一、历史背景：“国际化”与“本土化”之争
我国学界在使用“在地国际化”的概念以前，曾有关于“本土国际化”的探讨，国外的“Internationalizationathome”也曾一度被我国学者译为“本土国际化”，至今仍存在两个术语同时使用的局面。这种情况与新世纪以来我国学界高等教育“国际化”与“本土化”之争有一定关系。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展开以来，由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相对弱势地位以及国际学生“从南半球向北半球、从东半球向西半球”的流动趋势，曾一度遭遇“西化”“美国化”的意识形态风险和人才流失的困境。与此同时，随着全球化进程中尊重多元文化意识的觉醒，“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全球化的成功就在于它植根于本土化”逐渐成为学界的共识［3］。在这种背景下，“本土化”渐渐成为耳熟能详的话语，如何在全球化和国际化大潮中扎实本土根基成为高等教育不得不面对的课题。正如我国学者操太圣所说，“在国际化的呼声甚嚣尘上之时，关于高等教育本土化的议论也不断冒升，有坚决捍卫个体和民族认同者，有强调吸纳国外高等教育的有用元素为我所用者，但大家所共同信奉的则是尽量谋求两者的平衡”［4］。但由于我国在国际知识生产体系中的边缘地位以及高等教育体系的相对弱势地位，实现这种平衡面临着较大的挑战。针对这种现状，操太圣于2005年提出了“本土国际化”的概念，主张通过中外合作办学，让更多学生在中国本土完成留学生涯，从而实现国际化人才培养的本土化。从此“本土国际化”开始成为高等教育国际化领域中不可忽视的议题。2008年将“Internationalizationathome”引介到中国的丁笑炯也将其译为“本土国际化”［5］。比之“本土国际化”，“在地国际化”的提法在我国出现得相对较晚，最早可见于2011年一篇关于中国人民大学“在地国际化”的报道。文中提到，“在地国际化”旨在“让本校学生不用跨出国门，就可以接触国际一流教师，聆听国际一流课程，与不同国家和文化的学生自由交流，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6］。由此可见，“本土国际化”与“在地国际化”两个术语在我国出现之初，有着不同的动因和意蕴：前者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