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基业，人才为先。选人用人是为政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儒家于此有着深刻而丰富的理论积淀。孔子审察三代之得失，明晓“人”在政治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了“为政在人”的思想，一方面强调为政者自身的关键作用，倡导为政者修身内省，作为表率；另一方面强调了用人的重要性，要求为政者选贤举能，广聚人才，对古代中国政治产生深远的影响。治政之要惟在识人、用人。儒家推崇贤人政治，认为古代的圣贤就是当下为政者的榜样，主张知人有法、选贤有道、用贤有方，强调选人用人以德为先、知人善任、量才施用。这些丰富的知人、选人、用人思想，一直影响着几千年来我国的人才选拔制度，在为实现“中国梦”奋战的今天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时代价值，深值学习和借鉴。
一、为政在人人为政本
为政在人思想由先秦时期的孔子提出，是基于当时兴起的人文主义思潮以及社会新旧更替的历史现实而产生的，充分强调了人在政治中的重要作用。
（一）人自我意识之觉醒
夏商周三代时期，人们以天神崇拜、祖先崇拜为核心，同时敬奉其他多种鬼神，形成了独特的天命神学思想。但是三代中间又存在差别，“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礼记·表记》）。夏人将“天”、“天命”上帝看做是至高无上的的主宰，认为它们不仅决定着个人的祸福生死，而且决定着国家的兴亡盛衰。殷人认为殷王的权力来源于天命，天命通过鬼神进行启示，故“鬼神至尊”，“率民以事神”，几乎每日每一件事都在祭祀、占卜，请问鬼神。
商代末期，武王伐纣成功克商，素居西土的“小邦周”代替“大邑商”一越而成为天下共主，这一变动令人们震惊，引发了关于“天命”的思考。周人开始认识到“天命靡常”，单纯地求助于神灵是不行的，并对夏商周之天命选择、政权更替作了自己的解释：“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今王嗣受厥命。”（《尚书·召诰》）夏、殷本承受着天命，但由于不谨慎自己的德行，从而丧失了。“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尚书·牧誓》），正是上天命令并辅佐周武王姬发伐商，惩罚纣王。同时周人还引入“德”这一因素，“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引周书），指出：天命虽由神的意志而决定，但决定的标准却在于执政者的德。实质上却隐含着一种人才是影响天命的决定性因素。在这种观念主导下，周人逐渐改变殷人敬拜鬼神的文化传统，不再盲目崇信天命、鬼神，而是“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尚书·泰誓》还云：“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即认为天地是世界万物的父母，而在万物之中惟人具有灵性。这表明在西周时期人的地位、人的价值已经肯定并赞颂。可以说到了周代，中国人萌生了“人为贵”思想，将关注的目光从天上转移到人间，从彼岸世界转向了此岸世界，更多重视人的作用，自我意识开始觉醒。
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生活在春秋末年，他“宪章文武”，继承了周代重人重德的思想，顺应当时蓬勃兴起的人文思潮，将探究与追寻的对象锁定为“人”，并进一步发展之。他自己“不语怪力乱神”，将鬼神和人事予以明确区分，积极引导人们把关注点聚焦于人事。当他的学生子路问他事鬼神的事情，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路又问死，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他认为人的事情比鬼神的事情要重要。世界之主宰由神到人，由敬事鬼神到重视人事，这是三代时期人类主体意识逐步自我觉醒的过程。而孔子自己是觉醒者，也是实践者，更是从以神为本向以人为本的文化转向的推动者，最终实现神人关系的重大突破，奠定了中国文化的人本主义传统。
（二）何以“为政在人”
孔子生活的时期，正是中国社会动乱大变革的时代。当时周王室衰微，诸侯各自为政、征战称雄，越发依赖着各类人才的作用。同时夏、商、周三朝的更替以及许多诸侯国的兴灭和众多君主的易位也让孔子深思。“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汤以殷王，纣以殷亡。”（《说苑·尊贤》）同样一个国家，有的国君使之强盛，有的国君却使之覆灭。“桓公得管仲，九合诸侯，以匡天下。失管仲，任竖刁、易牙，身死不葬，天下笑。”（《说苑·尊贤》）同样一代君王，有的臣子能助国君成就霸业，有的则使国君衰亡。这巨大差异的主导因素是什么？孔子从人的身上寻求到了答案。故而当鲁哀公问政时，孔子答到：“文武之道，布在方册，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中庸》）孔子结合历史与现实有感而发，提出“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思想，指出“文武之道”尚存方册，但明君不在，天下无道，对“人”的特殊作用予以关注。
基于“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理念，孔子进一步阐发形成系统的“为政在人”思想。他说：“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者，蒲卢也”，因此强调“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中庸》）国政好坏在于人，故国君要选拔贤人，并以身作则，以道德修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