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刊在近现代史学研究中的功用
一、近代报刊业的发展及对近现代史学研究的意义
报刊在广义上是报纸与刊物的共同性指代，但在具体使用过程中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常被作为报纸的泛称。近代中国的报刊业自19世纪初期英国传教士创办中外文报刊以来，经历了洋务运动和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开启了中国人自己的报业历史，至辛亥革命的高潮时期，创办报纸逐渐成为热潮。据统计，民国初年，全国各种报刊多达500余种。不仅报刊数量有增长趋势，办报主体也更多地扩展到了个人及团体，在内容上也具有多样化的发展趋向，既有宣扬政治观点，发表独立见解的政论性文章，也有时事和特定评论，以及面向广大人民群众受其喜闻乐见的大众性新闻。虽然报刊业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但在曲折中并未停止发展的脚步。1927年以后，南京国民政府虽然建立了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但是全国依然有大量的新兴报刊得以出版和发行。到1936年，全国报刊总数达到了1458种。2这些报纸从方方面面对社会百态进行刻画，可以说，从整个报刊业中能够窥探到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与变迁的缩影。
傅斯年有言，“史料的发见，足以促成史学之进步，而史学之进步，最赖史料之增加\[3]。在史料学中，报刊类史料被界定为一手史料，内容未经研究者再度修饰解读，具有一定的原始性。此外，作为历史研究所必需的史料，报纸是普通研究者能接触到的最原始的材料，尤其是在近现代史的研究上，考虑到近代报刊事业的如火如茶之势，研究者在最初搜集史料的过程中，会关注当时当地是否发行了相关报纸材料作为参考，是否同时期会有报纸类刊物做出事件的相关记载或评论，这有效地丰富了史料的体量。正确合理地利用好报刊有助于推动研究的进一步深人。
二、《红色中华》报的发行背景及历程
中央苏区根据地建立之时，面临复杂的社会环境。国际正处在世界经济大危机背景下，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也不断扩张，侵华暴行累累；国内国共合作破裂后，反革命分子不断策划事变，蒋介石政府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指导下不断发动对革命根据地的“围剿”，企图达到颠覆苏区革命政权的目的。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下，除了对内建设、对外战争的应对措施，苏区政府也亟须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发声器，向外传递自己的声音，表明苏维埃政府的政治立场、观点，同时需要利用官方性质的传播媒介促进内部信息的流通，及时传递苏区最新的政府文件精神和政策，并起到动员、鼓舞群众的作用，从而有效支持苏区各项事业的建设。为了进一步推广党报的发行，中共中央在1930年3月26日发文《中国共产党党报的发行问题》指出：“党报的发行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党报的广大发行，才能建立党与群众之间非常密切的联系，才能扩大党报在一般劳苦群众中的政治领导。党报在这一种秘密环境之下，必须深入于每个支部，使所有支部的同志都经常的将党报分给群众。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政治任务。”4由此，中华苏维埃自1931年12月11日正式出版发行《红色中华》时，便明确了将其作为中央政府临时官方喉舌的性质与任务：“红色中华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他的任务是要发挥中央政府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积极领导作用，达到建立巩固而广大的苏维埃根据地，创造大规模的红军，组织大规模的革命战争，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使革命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以达到全国的胜利。”[5以《红色中华》为代表的早期党报不仅记载了中共政策法规的颁布实施，更通过社论、漫画、读者来信等形式的文本，揭示了政权建设与民众动员之间的互动机制。
在打击土豪、查田分地运动以及根据地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的政治地位日益巩固，随着政治与革命宣传的进一步深人，苏区群众的政治素养和文化素养也得到了相应的提高。《红色中华》创立后，逐渐受到根据地人民的欢迎，从报刊的发行周期来看，该报从最初的周刊逐渐成为三日刊，之后发展成双日刊。从发行数量上看，报刊的发行量增长也很快速，为了突破四万份的订购目标，《红色中华》鼓励群众订购，在报上刊载优惠订阅活动，读者若介绍5个订户，赠报一份、信封信纸各5个；介绍10个，赠品加倍；介绍10个以上者特别赠品；成绩优良的个人或团体除赠报及送奖外，还会在本报《红匾》上登载他的名字[，事实上《红色中华》在发行量最大时，也成功达到了四万份。从发行和群众订阅情况可见，作为党报的《红色中华》在根据地受到的欢迎是热烈的，其受众群体也较大覆盖了根据地军民，这对于实现中共的办报初衷无疑是有益的。
1934年10月，由于第四次反“围剿\失利，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及党、政、军、群中枢机关等8万余人撤离中央苏区根据地，进行战略突围，开启了战略转移行动。受此影响，《红色中华》也不得已停刊。在长征的一年有余时间中，该报一直是停滞状态，直至红军成功抵达陕北后，重新于1935年11月25日在瓦窑堡恢复出版。此后，随着中共政治上主张建立抗日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