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森鸥外《舞姬》的悲剧成因
日本作家森鸥外的《舞姬》作为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开山之作，通过留德青年太田丰太郎与德国舞女爱丽丝的爱情悲剧，揭示了明治时代知识分子在近代化转型中的精神困境。作品以典雅的文言体与抒情性的笔调展现出一个东方伦理与西方自由思想的冲突场域，成为日本近代文学中“自我觉醒”的经典文本。究其原因，一是故事结合了传统东方才子佳人的人物设定与当时先进的西方自由解放思潮的时代背景；二是反映了作者本人在东西方文化冲撞的矛盾下进退两难的心境，以及当时日本全盘西化和回归古典两种思潮冲突的总体环境。
对于森鸥外的《舞姬》，目前的研究成果大致聚焦三个方面：一是从社会文化视角分析封建官僚制度对个体的压制；二是以性别政治理论解构爱丽丝的客体化命运；三是通过“近代自我\这一概念探讨主体化困境。诚然，这部作品被公认为一部爱情悲剧，然而大多研究的结论都止步于日本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思想的冲突。因此，本文在整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权力理论，系统剖析悲剧的多重成因。
一、悲剧主体：进退两难的风中之烛
《舞姬》悲剧性的本质在于对现代性转型期个体存在困境的具象化呈现。作品通过爱丽丝与太田丰太郎的双线叙事，构建了明治知识分子的精神图谱，在个体意志与社会规训的裂缝之间，人物的选择困境折射出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的深层文化悖论。
（一）爱丽丝：独坐枯灯的孤勇者
爱丽丝的形象塑造具有典型的“东方主义\镜像特征，承载着明治时代性别政治的深层悖论。森鸥外以德国浪漫主义笔触勾勒出这一异国歌女形象，实际上爱丽丝正是明治知识分子对西方现代性想象的投射载体。一方面，爱丽丝美丽优雅、知书达理的形象十分符合所谓的“女性气质”，她被塑造为一个符合男性凝视的“理想女性”；另一方面，她作为一个独立求知、主动追求爱情的主体，具备了挑战父权制对女性规训的基础可能。森鸥外以东方传统文学中“才色兼备”的完美女性形象为基底，赋予其西方启蒙精神的现代性特质，却将这种觉醒意识禁锢于父权制的牢笼之中，这种矛盾性注定了其抗争失败的必然结果。
丰太郎与爱丽丝英雄救美式的相遇带有浓厚的东方传统色彩，两性之间的关系处于不对等的状态。被控制的女性在这样的状态下自然而然地对强者即男性产生崇拜，产生所谓的爱慕之情，丰太郎终日苦读的生活里，书窗下竟\摆上了一朵名花”。然而二人的关系却为人所诟病，于是丰太郎不得不辞职离开原本无限光彩的职位。在这样的情况下，爱丽丝说服了母亲，将丰太郎接到家中以免去其住宿之忧。在这一段故事里，爱丽丝实际上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在与大环境进行抗争。作为歌女，爱丽丝地位低下，生存环境清苦恶劣，但她敢于以一个主体身份对抗反对她追寻爱情的客体环境。实际上，森鸥外写道，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过起了在忧愁中也还快乐的生活”2]。但是，爱丽丝对传统供养关系的短暂颠覆，暴露出明治民法体系的结构性压迫。当她说服母亲将二楼的房间让给丰太郎以节省其生活开支时，看似实现了经济自主权的突破，但细读文本可以发现，这一行为始终以帮助丰太郎完成学业为名义展开，其经济行为的价值仍依附于男性发展需求。明治民法第14条“妻无行为能力\的立法逻辑在此转化为叙事潜在文本一一即便爱丽丝通过歌舞表演获取收入，其财产支配权仍被默认为归属男性监护人。这种法律层面的代理权被剥夺，实质上是将女性固化为了被管理的财产。因此，爱丽丝试图通过经济反哺建立平等关系的努力，终究沦为父权制度下短暂的特例性僭越。
怀孕事件则构成了爱丽丝身体政治化的关键转折。文本以隐晦的笔法暗示性关系的发生：“不论吃下什么东西都要呕吐。”[3这一身体叙事具有双重象征意义：生理层面上，怀孕确立了其情感关系的伦理合法性；社会层面上，母性身份却成了权利规训的切口。当相泽谦吉质问丰太郎“一个有学识有才能的人，岂可沉溺于一个弱女子的爱情而长此过着无目的的生活”4时，实质是将母体异化为政治污点。福柯提出的身体政治思想便在此显现：爱丽丝的子宫成为国家权力交战的战场，其孕育生命的能力被转化为威胁官僚体系纯洁性的危险要素。这种对母性的工具化处理恰好印证了日本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再生产劳动被资本主义体制收编”这一论断。5在后文中，森鸥外也借相泽谦吉之口表达了他对于爱丽丝这一角色的看法，“即令她真有诚意，即令你们深有交情，然而终究不是什么真正仰慕人材的恋爱，只不过是由于所谓习惯这种惰性所产生的交往而己\。在男权社会里，女性往往缺乏有远大前程的正式职业，即社会上层的种种职业往往是排斥女性的。爱丽丝被看作丰太郎实现理想路途上的阻碍，被标签化为一个长久被捆缚的气质角色和性对象，仿佛只有绕过女性，男性才能获得伟大成就。
爱丽丝最终的精神崩溃，构成了对明治文明开化叙事的尖锐反讽。她的疯癫解构了两种权力话语：一是打破了“贤妻良母”的性别范式，以失控的身体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