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反抗绝望的文学”是通过对“希望的文学”的否定而确立自身的。在“胜利的哲学”蜕变为“乐观的文学”之时，“反抗绝望的文学”对“将令”的忠诚不但不会变成盲从的乐观主义，反而会从“无法全忘却”的梦中再度崛起而呐喊。我以为20世纪历史中几次对于鲁迅的重新发现就源自这一对初衷的“忠诚”。我们可以说：这是20世纪文学的自我否定，而这种自我否定正是这一革命世纪最宝贵的遗产。
一、作为一种文体的回忆
我们今天阅读《呐喊自序》。在进入文本之前，我先简单回溯一下昨天读《破恶声论》时涉及的文本形式问题。《破恶声论》的文本形式内含了一种自我的颠覆性：它采用了一种既不同于文言也不同于白话的古文形式。从形式上看，这是一个与排满的民族主义革命有着密切关联的民族主义文本。革命，表现在它对文言及其体制的拒绝；民族主义，表现在它试图以语言形式追溯民族的文化之根，同时拒绝欧风美雨浸染下的白话。但文本的内容之一，是批判近代的民族主义思潮，文本的后半部分集中批评所谓“兽性爱国”和“崇侵略”的志士。他也批评了这个浪潮中的启蒙思想，将那些启蒙者看作“伪士”，与此相对应，他强调“迷信”的积极意义。文本的内容与形式之间构成了一种颠覆性的关系，但也因此，这个颠覆性不是一个简单的否定。鲁迅对民族主义的否定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通过这一否定，提出民族革命的真正使命到底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也正是通过这个批判，他成为一个比同时期的人更为深刻的民族主义者。他对启蒙的批判也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通过批判重建思想的地基，赋予这个思想的革命以真实的内容。他批判世界主义，否定无政府主义学说，但通过这个批判否定，他将自己转化为一个比所有人都更深沉的国际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这个自我颠覆性成为我们接近这个文本的契机。鲁迅的写作动力就来源于这种自我颠覆。古文的形式是一种自觉的形式化。理解这个文本本身的形式和内容之间的特殊关系，也是理解其颠覆性的通道。要理解《破恶声论》这个文本，就必须解读其形式和内容之间的特殊张力。鲁迅一生有过几次重要的再出发的契机，1907年、1908年就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出发点或再出发点。就是在这个时刻，他突然展开了一套独特的、区别于这个时代的主要潮流的思想。
他的第二次再出发的秘密，就埋藏在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文本之中。这是一个与《破恶声论》截然不同的文本，无论是语言形式，还是叙事风格。《破恶声论》是一篇论文，有很鲜明的观点，我刚才说它是一个从形式到内容都具有自我颠覆性的文本，而《呐喊自序》是一篇回忆性的散文，也用了序文的形式。与《破恶声论》相比，这个文本看似平易了许多：前者以古文形式展开，我们需要从一系列深奥的观念或语词入手，逐层解开文章的论点及其复杂内含；而后者以白话形式追忆往昔，交代他孕育和写作《呐喊》、《彷徨》、《野草》并参与《新青年》的文化运动的动力和契机。构成这个追忆的是一系列的故事，一些独特的语词是镶嵌于故事和故事中的人的感受之中的。在1907年到1908年期间，鲁迅写作的一系列的文本，比如《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秘密隐藏在“心声”、“内曜”、“人各有己”、“朕归于我”、“英雄”、“个人”等等一系列观念和语词之中，发自于内的自觉和精神性就是通过这些观念而成为作者论述的出发点。这些语词建立了一个自我，即便这个自我是建立在无之上，它也构成了批评当时各种社会思潮的绝对前提。除了上面提及的“兽性爱国”的民族主义之外，作者对民主、自由、平等等等观念也给予尖锐的批判。当然，作者批评这些观念，揭示其内外表里之间的矛盾，并不等同于单纯的否定。例如，他批评民主，并不等同于支持专制；他揭露平等，但不等同于赞成等级制。恰恰相反，通过这个否定，他自己变成一个反民主的民主主义者，反平等的平等主义者。这样一来，他所谓民主和平等便隐含了与欧洲资产阶级的民主和平等不同的内容。正是在这里，他找到了介入启蒙思潮的内在动力和契机。
在1907-1908年间，他比较多地受到西方的浪漫主义和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他的文本糅合了经过章太炎阐发的国粹思想与尼采主义。1918年，他发表《狂人日记》，从此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中的《呐喊》、《彷徨》时期。也就是在从辛亥革命前夕至参与《新青年》的文化运动这段时间里，鲁迅的写作似乎暂停了，用他的话说，是以沉默或蛰伏的方式沉入“国民”中、回到“古代”去。他的早期论文有非常强的自我批判、对时代思潮的抵抗，但这种自我否定实际上是一个主体建构的过程。他的“破恶声”的态势是非常强的，若没有一种主体性的确立，斗争、批判、介入都无从谈起。我们在这些文本中可以看到拜伦的浪漫、尼采的超人、卡莱尔的英雄、施蒂纳的唯一者、叔本华的精神、基尔凯廓尔的孤独个人，以及庄子的那种超然物外的自由。即便是否定，也是以一种自我扩张的姿态呈现的。但在他写作《呐喊》的时候，这个情绪完全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