迭代、变迁与再造：有声读物的历史追溯与未来价值
（重庆对外经贸学院影视融媒体学院，重庆合川401520）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了“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弘扬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文化自信和自强不息精神”[1]。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第二次将“全民阅读”写入国家纲领性文件，并连续10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作为党的二十大后党中央在中国数字化发展领域做出的最全面部署，2023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数字中国建设总体布局规划》[2]，作为数字时代内容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声读物的行业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值得关注。
有声读物的历史由来已久，先秦时期就有通过口语进行故事传递的说书艺术出现，以此丰富人们的生活。随着媒介的更新，基于广播媒介的读物连播成为新的有声读物，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随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数字化有声读物以新形态融入人们生活。有声读物的历史迭代是人们追随信息传递从人际传播向大众传播到分众传播的不断演变。
中国古代的说书艺术是最早的有声读物，它依托说书人的口语表达将一个又一个的故事、理想传递给更多的人，有声读物开启了1.0时代。说书可以追溯到《墨子·耕柱》：“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但这里的“说书”是指讲故事并非说书艺术，却跟说书艺术的内核一致。到了汉朝，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所造也。”[3]可见，当时已流行民间说书。1957年四川省博物馆发掘出土的一尊汉朝说书俑，成为汉朝已有民间说书专业艺人出现的最有力证据。
到了隋唐时期，出现了“说话”一词，实际上已具备了真正说书的雏形。“说话”遍布于民间、宫廷、寺院。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四《贬误》曰：“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观杂戏。有市人小说呼‘扁鹊’作‘褊鹊’，字上声。”通过“市人小说”，可见隋唐时代已有职业的说话人[4]。
到了宋代，百戏杂陈，“说话”更是十分兴盛。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的《京瓦伎艺》中介绍，当时的说书集中在勾栏瓦肆里演出，分5种形式：讲史、小说、说诨话、说三分、五代史。当时说书人被称为“说话人”，说书底本被称为“话本”。话本上承唐代变文，下开明代章回小说，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学样式产生。
这个阶段的有声读物依托“说书人”而来，在特定的场域空间中，以故事情节、常识知识为内容，完成人际传播的闭环。
当代中国有声读物的兴起与发展，同广播这一大众传播媒介有着紧密的关联，基于广播媒介开启有声读物2.0时代。发展伊始，有声读物的创作遵循延安文艺座谈会提出的“以为人民服务中心进行创作”。新中国成立初期，涌现出《保卫延安》《林海雪原》《红岩》等一大批充满集体主义、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思想的有声读物，用声音的方式让人们坚信社会主义道路，共产主义理想。
“文革”十年，广播有声读物的发展进入停滞期，这个时期整体文艺作品与社会的真实联系被割裂，极大违背了艺术的创作规律，只有《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三部电影录音剪辑成为这个时期有声读物的代表。
改革开放30年间，广播有声读物迎来大发展时期，制定了“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加之调频立体声广播的出现，极大促进了广播有声读物的发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各地人民广播电台录制的《夜幕下的哈尔滨》《穆斯林的葬礼》《隋唐演义》《百年风云》等“火”遍全国，吸引了数以亿计的听众，掀起了一股经久不衰的“长书热”[5]。
这个阶段的有声读物主要依托广播媒介，创作内容主要围绕中国文学小说展开，依靠大众传播媒介实现有声读物影响力的提升。
21世纪媒介融合不断走深走实，有声读物在快速发展的新媒体渠道上开启了3.0的时代。广播凭借“轻快”的优势正努力转型为新媒介，云听、学习强国等主流媒体线上平台和喜马拉雅、蜻蜓FM等商业音频分享平台的受捧为数字化有声读物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促使有声读物的制作、传播等呈现出和广播传统媒体时代不一样的景观[6]。
受到新媒体用户碎片化接收信息的影响，有声读物从“长书”向“短书”不断过渡，作品呈现时间短、大众接受度高、传播速度快的特点，形成有声读物“短平快”的局面。受到平台多元化的构建影响，有声读物从“单一主流IP”向“个人IP”过渡，涌现出以“凯叔讲故事”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优质个人IP有声读物创作者，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创作局面。受到新媒体用户庞大且类型丰富的影响，有声读物从“统一编排”向“垂类区分”转变，根据内容细分为玄幻、科技、言情等，根据读者年龄划分为儿童、青年、老年，还进行了男性与女性性别划分，一大批针对性强、精准度高、质量好的有声读物作品应运而生。数字化有声读物，在数字阅读中已经占比高达85%，成为推动“全民阅读”的有效途径。
这个阶段的有声读物主要依托“互联网”，形成了“互联网+收听”的新模式，在广阔的平台中逐步实现分众传播的可能性，使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