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视域下少年儿童文化产品的供需困境与优化路径
田卉，刘姝秀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北京100024）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提出切实提升学校育人水平，持续规范校外培训，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以下简称“双减”）。得益于“双减”政策，学生从繁重的作业负担中解脱，重新获得大量课余时间。如何丰富充实少年儿童的课余时间，如何让教育在课余时间继续发挥塑造人格、提高素质、促进身心健康发展的功能，成为“双减”落地后家庭、学校、社会三方共同面对且重点关注的焦点。在社会集体反思与行动中，立足教育现实、富含价值底蕴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成为多方实践的现实选择。“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有赖于优质素质教育资源长期、持续地供给，而文化产业和公共文化服务针对少年儿童相应需求的文化供给，正是构建这一教育体系的重要路径之一。
根据目标消费群体的不同，少年儿童文化产品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以少年儿童为目标消费者创作和生产的文化产品，如儿童图书、少儿舞台演出、少儿影视、动画电影等；第二类是面向大众但被少年儿童广泛接触甚至主要消费的文化产品服务。例如，博物馆、科技馆等文博场馆所提供的服务，网络音乐、网络短视频、网络游戏等基于互联网平台的数字文化产品。本文所指少年儿童文化产品，是以中小学生为消费主体的第二类文化产品。
公共文化服务与文化产业是当前少年儿童文化产品供给的两大主体，已经开始逐步填补“真空地带”。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主动创新服务思维、拓展服务边界、丰富服务内容，以文博场馆为代表的公共文化机构将自身功能定位由“以藏品为中心”转变为“以学习者为中心”[1]，遵循少年儿童的认知发展规律，将隐晦枯燥的历史文化知识以互动性强、通俗易懂、生动温馨的方式呈现，真正做到寓教于乐；另一方面，文博场馆将自身文化资源主题化、模块化、数字化，与学校和社会机构合力开发特色课程和课后服务项目，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支撑。图书出版、演艺娱乐、影视、动漫游戏、旅游等文化行业纷纷瞄准少年儿童的市场蓝海，开发推出适配青少年儿童需求的文化产品[2]，文化精品力作不断涌现，基于IP的图书、音乐剧、舞台剧、主题展览、动漫影视等文化产品为少年儿童消费者带来了全景式的文化盛宴。
数字技术的进步为少年儿童提供了资源高度整合、形式新颖繁多、时空无限延展的数字文化教育空间。5G、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全息投影等数字技术赋予文化生产者和服务供给者漫无止境的创作空间，将文化资源进行开发、利用、重组、传播、再现和延展[3]，让原本抽象、静态和具有时空距离感的文化资源更具交互性、趣味性和体验感。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提出到2035年建成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全民共享中华文化数字化成果。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将不再被束之高阁，少年儿童将有更多的机会走近历史场景，与传统对话，获得全景式的文化熏陶和滋养。例如，“双减”政策落地后，湖南省博物馆推出“千年窑望”长沙窑MR（混合现实）数字体验活动，使青少年对于文化的感知和学习更具故事感、角色化与交互性。
我国少年儿童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在种类和数量上均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相比于发达国家，仍存在着覆盖领域单一、原创不足、精品匮乏、同质化严重等问题，国外经典作品长期“霸榜”少年儿童文化市场。以童书产业为例，当当网“2022年十大畅销童书榜”中，中国原创作品仅占四席[4]。儿童演出市场中，中国本土原创作品的表现也不尽如人意。在线演出购票平台大麦网的“儿童亲子”板块中，从英、美、日等地引进作品占比接近八成，市场口碑和关注热度均位居前列[5]。同时，我国少年儿童文化产品生产原创力不足，很多儿童文艺作品通过照抄、模仿甚至山寨的方式进行快餐式生产，制作理念落后、叙事结构失衡、人物扁平苍白、故事缺乏新意，被贴上了“粗制滥造”“小儿科”等标签[6]。
此外，中国文化底色鲜明的青少年儿童文化产品供给薄弱，尤其缺少传播中华文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彰显中国精神的适龄文化产品。一方面，为了迎合部分市场需求，网红风、商务风、日韩系等美术风格在儿童文化作品中被滥用，可能导致少年儿童在接收中华传统文化过程中出现误读、误解和误用[7]。另一方面，许多优秀的国产文化作品与儿童认知模式、兴趣特点不适配。近年来，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作品不断涌现，例如，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哪吒之魔童降世》《姜子牙》等票房和口碑都取得了双丰收，但其成人化的视觉呈现和价值表达很难与少年儿童形成“平视”交流。
我国儿童文化市场需求旺盛，文化产品供给主体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