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生我未生》：高贵的灵魂，不会被世俗击垮(7)
上期（《知音·海外版》2025年6月上半月版），我们读到的是杨南生与张严平的婚姻生活。最初几年，他俩分居两地，鱼雁传书，却因幸福而充满色彩。这份珍贵的爱情，让彼此的心灵获得了成长。在杨南生的鼓励下，张严平不断努力，最终让父母接纳了杨南生。
为了调到北京，与妻子团聚，杨南生遭遇了哪些磨难与痛苦呢？
接下来，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共读吧。
“一位叫杨南生的人”
一个唯科学为信仰的人，在现实中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呢？
杨南生去世以后，我才开始懂得这一点，也慢慢了解到他放在人生大幕深处的苦涩与隐痛。
这得说到中国航天发展早期，一场著名的长达十几年的“固液之争”。
争论的焦点，如今看来已然是常识性问题：液体火箭已经形成规模、发展良好的同时，需不需要发展固体火箭呢？
中国航天是从液体火箭起家的，大部分研究院都从事液体火箭的系列研制，唯有位于内蒙古、后来搬至陕西的四院从事固体火箭研制。
作为固体火箭的技术领军者，杨南生对西方火箭技术的持久关注，让他认识到固体武器在未来战争中的重大优势。为此，他走到哪里，就把固体的优势和特点讲到哪里。
航天部生产司当年一位负责人经常去内蒙古基地搞调研，对四院和杨南生有很深的了解。他说：“杨南生那些年的确有一种孤军奋战的悲壮色彩，在各种阻力和冷眼旁观下，既要全力为固体鼓与呼，又要拼了命地把固体搞出来，难哪！”
杨南生是认准科学道理就不松手的人，既然知道固体火箭对国家有多重要，他就会不顾一切地去干。
他带领年轻的科研队伍，在内蒙古戈壁历经艰辛，终于闯开固体火箭的大门。之后，随着第一台固体火箭发动机的诞生、“东方一号”卫星上天、各种“红旗”系列的固体战术导弹的研制成功、“巨浪一号”两级发动机的研制成功，固体火箭呈现出蓬勃生机。
赶上来的“小弟”要分蛋糕，自然有人心里不舒服。观念、体制运行的惯性，在固体发展的过程中产生负向作用。
于是，争任务、争项目、争设备、争资金，成为杨南生最头疼的事。很多航天人记得他常常不留情面地批评那些对固体发展认识不足的“液体脑袋”。
有人说，杨南生很像苏联电影《驯火记》中的火箭总设计师安德烈，内心纯粹透明，性情刚烈如火，为了火箭，不惜个人的一切，不惧任何干扰。
2012年，国家第一次为固体事业诞生发展举行纪念庆祝活动。《人民日报》等国家级报刊在庆典报道中不约而同地写到采访时听到人们谈论最多的，是“一位叫杨南生的人”。
此时，卧病在床的杨南生，以第一高票当选为“固体50周年十大感动人物”奖。当研究院领导把奖杯捧到杨南生面前时，90岁的他像孩子般灿烂地笑了。
“在这个世界上，我是从来没有私敌的”
作为一个科学家，杨南生的执着不仅在于“固液之争”，还表现在日常工作当中，这也为他后来的人生埋下了“隐患”。
以科学探索、尊重真理、民主作风为原则的杨南生，在工作中遇到独断专行、以权压人的情况，他是难以接受的。
常听一些老航天人谈论杨南生当年的一些往事。对个别人在科技问题上违背科学依据的决定，很多人有意见，但大多私下说，杨南生却公开自己的观点。
对于不讲科学规律的领导作风，大多数人选择沉默，杨南生却直言批评。他只认道理，却不明白有时候道理不重要，关键是不能触动某种权势与面子。
杨南生曾对我说过一句话：“在这个世界上，我是从来没有私敌的。”
1982年，杨南生被诬告，说他在内蒙古的十年奋斗是为“反动路线而干”，是“搞破坏”。有关部门进行调查，没有查出任何问题，听到的是干部群众一致的赞誉。这件事，让他心寒。
后来，杨南生接受组织调遣，奔赴新开辟的秦岭深山。本是进行更艰巨的预研任务，却被个别人诬蔑为“逃避内蒙古艰苦”，是为“某派而干”。他听后，悲愤难已。
1997年，航天部第一次推举参选院士。这之前（1986年）杨南生已当选中国首批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国家首批“有突出贡献专家”。然而在推举院士的会议上，他的材料被撂到一边，杨南生就这样被“踢”出中国院士的大门。
一位深悉荣誉评选内情的航天人感慨，杨先生有两件本无悬念的事都阴差阳错没了，一是院士，二是“两弹一星”功勋。
1999年9月18日，《新闻联播》播放“两弹一星”功勋授奖大会，那晚家里的电话被打爆。尽管人们知道，连院士都当不了的杨南生，更不可能获此殊荣，但依然为他抱不平。
他在电话这边平静说道：“我这一辈子干的事儿又不是为得到这些东西而干的，想想天上飞的有我亲手摸过的，天安门每年展示的那些‘厉害家伙’都是我们研制的，我们干的东西让国家强大，外人不敢欺负，这就够了，其余的随它去！”
对于一切荣誉的失去，杨南生并非没有一点感觉，但他有一种骨子里的释然。
“流着泪，燃自身”
一个挚爱自己国家、忠诚科学的赤子，遭遇的种种不公在杨南生心里留下了创伤。但他很少提起自己经历的苦，他希望我总是快乐、幸福的。
杨南生离世后，我通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