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学与博考：论杨慎《升庵诗话》中的诗学考据观
自清代以来，学界多批判明代学术空疏虚浮，认为其流于“空谈心性”。然而这一论断多聚焦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忽视了明代中后期考据学对空疏学风有意识的矫正。考据学派主张博古通今、考证博的求实学风，杨慎首开其端，以《丹铅录》等著作奠定了考据范式，对后世影响深远。那么，杨慎建立在考据学基础上的学术性思维是否会对其文学批评产生影响呢？或者进一步说在杨慎的思维体系中是否存在一个“元思维\贯穿他所有的创作之中呢？笔者通过文本阅读，发现无论是学术考据还是文学批评，杨慎始终存在一种“博”的思维观念。然而，学界关于杨慎\博\的研究大部分还是集中于考据学，涉及文学批评领域的研究较少。虽然有研究者已经初步涉及杨慎诗学中的一些考据因素，但是其文章更多停留在对《升庵诗话》的文本理解和内容整理之上。因此本文将以“博学\与“博考”为核心，探讨杨慎《升庵诗话》考据中的“博”之特质，揭示其考据学对诗学的影响。
一、考据诗学之博学基础
自从陆九渊提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后，心学对明代学术便产生了深远影响。陈献章、湛若水创“江门心学”，以“心理同一”为本体论，主张通过“自得”与“随处体认天理”体悟心性，质疑经典权威，认为学问真谛在于个人领悟。王阳明进一步提出“致良知”，强调通过“静坐”“省察克治\等内在修养彰显本心，反对依赖经典考据，推动了空疏学风的形成。
在明代文学领域，“前七子\与“后七子\以复古纠正文风，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但过度模仿导致创作空洞，加剧了学风浮泛。明代中期后，部分学者反思心学流弊，转而倡导博学务实，重视知识积累，以纠正空疏之风。杨慎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博学是杨慎最大的长处，也是杨慎治学的要求。在考据之中，杨慎强调多闻、多见、尚学、尚实。史称他：“凡宇宙名物之广，经史百家之奥，下至稗官小说之微，医卜技能、草木虫鱼之细，靡不究心多识。阐其理，博其趣，而订其讹谬焉。”这种博学考据的追求是对明代学风空疏、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之习气的有意识矫正。
杨慎这种博学的要求，不仅体现在学术上，也贯穿在其诗学考据之中。根据笔者统计，《升庵诗话》中正面强调“博学\的地方共有十余处，此外还有讽刺世人“浅识”的表述若干。《诗文用字须有来历》云：“先辈言杜诗韩文无一字无来历，予谓自古名家皆然，不独杜、韩两公耳谓近日诗胜国初，吾不信也。而且互相标榜，不惭大言，造作名字，掩灭前辈，是可为世道慨，岂独文艺之末乎？又有以骚人墨客而合之曰骚墨，见《云南志》诗文。以汗牛充栋而合之曰汗充，见《云南甲午试录序》。皆文理不通，足以发后世一笑。\[2明代主流的诗学观念是一种复古的思想，但是复古思想的倡导者又要求文人在具体的诗歌创作实践中“化陈腐为新奇”，不能只是简单地“袭古人句”。这对文人的要求很高，容易导致他们走向两个极端。其一是一味地蹈袭摹拟古人，其二是过度崇尚新奇，导致诗歌创作流于奇诡怪异。而杨慎在这段话中所批评的就是后者。杨慎认为诗歌中有些表达方式是经过长期历史积淀形成的，具有稳定性和传承性，借用刘勰的话来说就是“复思经千载，将何易夺\3]。但是明代的诗人为了达到创新
为了对《升庵诗话》的考据内容有一个整体的把握，笔者在梳理文本的基础上，按照考据的内容对象将其中的考据简单地分为文字考证、事物考证、用事考证、诗体考证、版本考证、源流考证六类（见表1）。
通过表1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杨慎对诗歌中的诸多方面都进行了详细的考证。更为重要的是，杨慎对诗歌考证怀有严谨的态度，《升庵诗话》中涉及诗歌考据部分的章节都带有非常浓厚的学术色彩，而不仅是“以资闲谈”。为了正确地考证一个问题，杨慎往往会引用大量的文献。这些文献不仅包括诗歌，还涉及其他著作。在《升庵诗话》中出现的著作非常多，有史书、经书、赋、小说、民歌甚至是医书。可以说所有有价值的文字资料几乎都是杨慎旁征博引的对象。例如，在卷五《杜诗左担之句》中，杨慎就引用了《太平御览》《益州记》《南中志》三本书来考证杜甫《愁坐》中“葭萌氏种迥，左担犬戎存\[12]中的\左担”为何物。通过以上三本书的佐证，杨慎得出了“左担\是一个地名的结论。接着他进一步阐述注者不知“左担”是一个地名，不经过考证而将其妄改为“武担\或“立担”，是一件可笑的事情。除了文字资料，杨慎在考证时还会将诗歌与现实中的事物联系起来，用现实中的事物去考证诗歌。例如，在《杜诗天棘》中，杨慎反对郑樵将“江莲摇白羽，天棘蔓青丝\中的“天棘\解释为“柳树\的说法，给出的反驳理由也是有理有据，结合了实际生活。13杨慎认为只有在初春的时候，柳枝才可用丝来形容，但是莲花出现的季节是盛夏，两者出现的时节并不一致。因此，“天棘\并不是“柳树”。接着，杨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天棘”是“天门冬”，即中草药天冬，之所以被写为“天棘”，是因为天门冬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