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想象、政治合谋与主体存疑
20世纪80年代是继“五四”后对西方世界的又一次开放，伴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现代”成为这一时期想象的巨大背景。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表的《小城镇大问题》一文，指出小城镇是和农村社区相比高一层次的社会实体。它包含小城市（包括县城）、建制镇、自然村落、为了交换贸易所形成的“集镇\以及其他一些临时性的市集。这些临时市集\各地方的名称不同：街、墟、集、市—但都是指以生产者之间相互交换为基础的场合”。在“城乡中国\进入“城镇中国\的现代转型初期，小城镇作为城乡连续统的中间形态，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被现代想象贯穿其中。本文探究作家是如何在文本里表现城镇化进程中自身对于现代的想象和使用的叙事方式以及在20世纪80年代小说中的小城镇所展现出的时代特征、审美意义和时代映衬下的精神图景。
一、现代想象表征与小城镇的文学功能
现代想象是建立在现代社会背景之下的一种集体性的社会想象。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Taylor）曾对“社会想象”作过如下界定：“是使人们的实践和广泛认同的合法性成为可能的一种共识。\[2既是\可能”，则包含了人们共同的期待以及想象本身的无界限与不确定性。其内容首先表现为贫乏时期人们对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渴望。贾平凹在《商州》中描绘了小城镇人对遥不可及的省城生活的想象：“省城之人，皆住空中楼阁，穿皮鞋毛呢，食牛奶面包，可以听各种韶乐，看砖头厚的书本。”3而当现代的含义真切落到小城镇富裕的物质精神生活上时，这种想象又因为可能“触及”而进一步呈现为夸大的“现代诱惑”。李杭育在《葛川江上人家》中写道：“古安镇最叫秋子着迷的便是这些高楼她常想，住在那里面一定很舒服，很好玩儿听说上厕所还有抽水马桶\[4如果说《商州》侧重的是小城镇人对更高层物质和精神生活富足的艳羨，《葛川江上人家》则有意味地借“抽水马桶”这一生活中的非必需品，凸显了小城镇人对现代的好奇。无论出于哪种心态，无论是省城还是古安镇，现代生活所具有的强大诱惑和向心作用使人们对其充满了五彩斑斓的想象。
正如令秋子艳羨的古安镇，在贾平凹笔下的省城面前“不值一提”，现代发展程度的落差引起了在20世纪80年代文本中小城镇特有的“城市模仿”现象，其本质源于小城镇人迫切想要消除差异的心理。贾平凹曾幽默地在《商州初录》描绘丹凤县城人也就是龙驹寨人模仿西安\恨西安人一时一个样\[5]。然而，需要“模仿\的内容是如此广阔，实际的城镇化进程跟不上人们迅速膨胀的物质文化和心理需求，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便在这一时期的文本描述中得到生动诠释：“龙驹寨街道的人总谋算有一天将他们的平房全部扳倒，都像大城市的人一样住三间一套的单元房，吃水有龙头，养花有凉台。\[6]
相较于20世纪90年代文学中繁华都市所展现的现代想象，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化水平普遍不高，承担现代想象的功能便更多落到小城镇身上。虽然乡镇和县城同属于小城镇的区域范畴，但在当时县城却是很多乡镇人依赖想象所能抵达的现代的极限。《人生》中，高加林“没有走过更大的城市，县城在他的眼里就是大城市，就是别一番天地”7；在《鸡窝洼人家》中烟峰也曾问禾禾：“你在外边跑的地方多，都是像县城这个样吗？\禾禾答：“这算个啥呀，大城市的世面才叫大哩！\[8]
“大城市一县城一乡镇”，这三级区域划分的空间称谓在现代化水平上呈阶梯状分布。县城的各种“新奇玩意儿”超出了乡镇人曾经的认识范畴，让他们大为惊奇，也从中意识到原有生活内容的匮乏。《鸡窝洼人家》中的烟峰去县城之前，“一辈子钻在咱那儿，就只知道那几亩地，种了吃，吃了种”[9]，结果去了县城，逛过商店、工厂，住过旅店，看过电视，这才发觉“和人家一比呀，咱好像都不是人了！”[10]从解决吃住等基本的生理性需求，到实现物质生活丰富多样，这是走向文明后感到的人与动物的区别，这也极大地刺激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渴望。
当然，现代生活的想象不可避免会受到自身眼界和阅历的限制。在《小月前本》中小月囚于生她养她的土地，守着通往荆紫关集镇的渡口。她想象远方的风景，“想象那是一群人物，不同相貌、年龄和服装的男人，也杂着女人、小孩、狗、马、田野、山丘，高高低低像书中描绘的都市的建筑\。如果说县城是一个放大版的荆紫关集镇，小月“依样画葫芦”还能获得粗浅的认识，那么都市这一庞然大物则陌生得完全超出她的想象。因此她心中描绘的都市，只能是凭借匮乏的个人阅历所构造的有“高高低低建筑\和\田野山丘\的县城版“都市”。
伴随着物质生活和精神需求扩张而来的，是小城镇人平等意识的觉醒。他们开始想象自己在面对现代西方时所拥有的平等姿态。汤吉夫的《在古师傅的小店里》戏剧性地呈现了H县城形形色色之人在面对来理发的美国人时的谄媚懦弱、害怕惶恐的姿态，只有古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