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认翻译学视角下隐喻现象英译对比研究
《楚辞》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具有极其重要的文学地位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是中国古代文学典籍的代表之一。《楚辞》中运用了大量隐喻意象，对这些意象的正确解读是理解、把握原文内容和作者思想的重要一步。
本文以许渊冲和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斯（DavidHawkes）的《楚辞》英译本为例展开对比研究，对《楚辞》中隐喻意象的翻译进行体认解读，挖掘译者体验与作者体验的互动行为。对语言转换背后的体认机制进行剖析，可以帮助译者尽可能地还原作者的核心思想和意图，也有助于将意象更好地传递给读者，以便读者更精准地理解原文隐喻意象，进而体会文章内涵和作者思想感情。
一、体认翻译学理论
根据体验哲学与认知语言学理论，认知源于实践，语言则是体验和认知的产物。翻译亦是如此，体验与认知先于翻译活动存在，译文同样是体验和认知的结果。西班牙学者里卡多·穆尼兹·马丁（RicardoMunozMartin）在吸收认知语言学相关理论的基础上，首先提出认知翻译学。2他倡导借助认知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对翻译现象展开研究，运用认知语言学的核心准则，探寻语言背后潜藏的认知机制。王寅把它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论、人本观以及后现代哲学的前沿观点相互融合，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体认翻译学\理论。3根据这一理论，翻译是一类特殊且存在多重互动的体认行为。译者需在对源文语篇所传达的现实世界及认知世界的各类意义进行深度、透彻理解的前提下，运用多种体认手段，如感知觉、意象图式、范畴化与概念化、认知模型、隐转喻、概念整合、识解等，将这些意义映射至译入语之中，随后借助创造性模仿机制，对其予以建构与转述。4这一理论的核心原则可概括为\现实一认知一语言”，强调从“体”（即主体与现实展开互动而获得的体验）与“认\（针对感性材料所进行的认知加工）这两个维度，对翻译过程予以解读。
《楚辞》广泛运用意象来传达情感、表达思想和描绘场景。在诗歌语境里，由于受文化、地理等要素影响，不同国家的人常常在理解他国的文化负载词与民族意象时遭遇困境。这主要是因为语言差异源于现实和认知的区别。认知作为现实与语言的桥梁，促使构建隐喻的个体从独特视角感知世界。由此，当源语和目的语的内涵相仿，或目的语读者与源语读者在具身互动及认知加工上趋于一致时，译者采用直译法便能保留相同意象，而保留意象等同于实现相同的“认知具体化”。相反，鉴于地理、地域及现实因素，目的语读者难以理解源语语境的陌生意象时，译者需调整原意象，在目的语中挑选适宜意象。此外，一些隐喻在文化负载表达中意义特殊，译者有必要在译语中替换新意象。从现实层面看，若体验和认知缺乏相似性，译者应寻找目的语中的替代意象进行修饰。
二、体认翻译学视角下《楚辞》隐喻意象的翻译分析
（一）香草意象的翻译
《楚辞》里有诸多关于香草的意象，《离骚》中香草意象出现得最为频繁，据统计有二十多种。《九歌》中香草意象出现的次数也较多，约有十多种。
例1扈江离与辟芷兮，紉秋兰以为佩。5
“江离”和“辟芷”都是香草。许渊冲的译文将“江离\和“辟芷\统称为香草“SweetGrass”，而霍克斯的译文将二者分别译为“Selinea”和“ShadyAngelica”，相对更精准地还原了香草的种类名称。从这两种译法可以看出，译者基于不同的“现实体验\和“认知”进行译文表达时，其侧重点亦有所不同。许渊冲的译文选择“SweetGrass”，或许是出于对香草类植物一般性认知的考虑，该译法可以确保读者能较快地理解大致的意象。霍克斯的译文选择“Selinea\和“ShadyAngelica”，对两种香草进行精确解释，以古译古，保留原文特色，尽可能在译文中完整地把原诗中的文化元素体现出来。二者的差异反映了译者不同的翻译目的、对目标读者群体的不同定位以及基于自身现实体验和认知角度在文化传递与语言转换过程中的不同策略。
例2薛荔柏兮蕙绸，荪桡兮兰旌。[6]
此句出自《九歌·湘君》。首先，从意象选择上，许渊冲考虑到西方读者不熟悉中国文化中香草的象征意义，他选取“Ivy\\Lotus\\Orchid\和\Cedar\这些比较直观的植物形象进行对应，来描述表面有植物装饰的船只的形象，是基于现实体验并考虑中西方文化差异的结果。霍克斯则使用了“Fig-Leaves\（无花果叶，对应薛荔用于帆）、“Melilotus\（草木樨，用于绳索）、“Iris\（鸢尾，用于旗杆）等词汇，并更加具体地描述了船只各个部件与香草的对应关系。这些对应关系在原文中并未具体体现。可以看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进行了认知层面上的加工处理，并通过“创\进行解释增补，更精确地构建了画面，帮助目的语读者理解每个香草在船只装饰中的具体角色。
（二）美人意象的翻译
屈原作品里的美人意象大致具备三种比喻义：其一为喻指君王;其二是屈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