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早期现代化叙事探以《新民主主义论》为中心
在民族独立的美好希冀与现代化道路的思想激荡相互融合、彼此影响的历史大背景下，《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无疑具有深远而重大的意义。它不仅承载了对国家未来走向的深刻思考，还蕴含了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殷切期望。文本中，众多关乎中国前途命运的理论构想被精心勾勒，它们不仅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更寄托对国家和民族的美好愿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理论构想并未停留在纸面上，而是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得到了实践验证。它们如同指引航向的灯塔，照亮了中国前行的道路，为中国在探索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上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正因如此，部分学者高度评价该文本，将其视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源头和标志性出场[1-2]。这不仅体现了对该文本历史地位的认可，也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魅力和广阔前景。以此观之，《新民主主义论》的文本解读，亦不能停留在革命话语的理论阐释，也应立足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勾勒其内隐的现代化叙事的理论图式，反思其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未来指向。
二、《新民主主义论》中的现代化理论图式
（一）现代化的政治前提
谋划现代化的政权保障。统一的中央政权是现代化先决条件，这一认识对毛泽东而言事实上颇具渐进性。青年毛泽东在联省自治运动中也“认为湖南如果和北京脱离关系，就可以更加迅速地实现现代化，所以鼓动同北京分离”[3]。从这一角度看，《新民主主义论》也凸显毛泽东现代化思想的日趋成熟，开篇即以“中国向何处去”为引，提出建立新中国的政治纲领[462。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剖析，厘清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将反帝反封建作为时代任务，客观上为当时的现代化提供了目标指引，即建立足以支撑现代化充分进行的稳固政权。伴随着半边缘化和内部衰败的过程，内外动乱的反复循环与发展模式的不断变换，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举步维艰。扫除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带来的发展障碍，以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为保障，才使得而后新中国通过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快速建成完备的工业体系，夯实现代化的物质基础。
搭建现代化的制度框架。从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提出“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作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到新中国国体、政体的奠基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创制，再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时代实践，由毛泽东提出的制度框架在现代化建设中逐步转化为科学有效的制度安排[4]677。毛泽东在文本中还创造性地提出普遍平等选举制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明确现代化的领导核心和主体力量。关于党的领导问题，毛泽东延续了1939年的观点，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在“五四运动”后的政治指导地位和独立贡献[4]651。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现代化的主力军。毛泽东主张对一切革命力量进行政治动员，争取光明前途，他号召“新中国站在每个人民的面前，我们应该迎接它。”[4709人民史观作为贯彻《新民主主义论》全文的叙事逻辑，进一步发端为现代化的基本遵循和重大原则。“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方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随着群众路线理论的成熟完善，其与党的领导成为毛泽东现代化理论图式中一个完备的动态平衡系统[5。
（二）现代化的经济原则
鉴于《新民主主义论》中对经济的论述篇幅较短，结合同时期毛泽东关于工业化等问题的论述，方能勾勒出该时期毛泽东经济现代化叙事的全貌。毛泽东实际上将工业化、城市化作为现代化的基本表征，如在《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中将工业化称为“最有发展、最富于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6146现代化当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论争，毛泽东则在《给秦邦宪的信》中指明路径：“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6]207以上论述奠定了毛泽东以工业化为导向的现代化理论，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则对其中的重大原则进行规范。如毛泽东将节制资本作为构建经济制度的重要原则，同时也看到了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是为革命策略性与现代化前瞻性的统一。
让广大人民分享生产、生活资料，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推动现代化的有效动员逻辑。毛泽东以孙中山“耕者有其田”“平均地权”等思想为参鉴，提出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平均地权方针。虽然在该历史阶段，没有条件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但毛泽东已经力求建立“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的“各种合作经济”，改善贫下中农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巩固工农联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土地改革的开展、农业集体化与工业化起步奠定基础[4]678。
此外，毛泽东以对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国有经济领导地位的凸显，对彻底的人民权利、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和八小时工作制的倡导，构建了现代化的经济制度雏形，并在《论联合政府》《论十大关系》等文献中进一步展开论述，在“一化三改”“五年计划”“四个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