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并购与重污染企业权益资本成本
【摘要】文章以绿色并购为切入点，以2010—2023年重污染上市企业并购事件为研究对象，分析绿色并购对重污染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表明：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后，企业权益资本成本显著下降。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会计信息质量高、内控良好、环境监管严格的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对企业权益资本成本降低的效应显著，而主并企业CEO环保经历会增强绿色并购对重污染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的抑制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绿色并购可以通过信息披露降低信息不对称、吸引投资者与政府关注获取融资优势、降低企业合规经营与绿色转型的成本风险等路径降低重污染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研究结论对企业制定与实施绿色并购策略、政府引导产业结构绿色转型升级具有参考价值。
【关键词】绿色并购；权益资本成本；重污染企业；信息传递机制；绿色转型
【中图分类号】F235；F832.5；C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937（2025）15-0039-10
在党中央提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战略，以及政府出台环境规制和公众环保意识提高的时代背景下，投资者、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开始将环境风险纳入风险管理框架中，并着手采取相应的措施以期降低环境风险对金融稳定的影响[1]，比如2021年实施的首部绿色金融法规《深圳经济特区绿色金融条例》。2025年《关于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5〕8号）指出，要建立健全上市融资、并购重组“绿色通道”机制，加大力度活跃并购市场，支持绿色产业领域高效整合重组，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支持绿色低碳发展和美丽中国建设质效进一步提升。投资者在估值和决策时越来越重视环境风险，环境风险的趋势对于被评估企业的发展有多方面的影响，而投资者的决策和偏好会影响企业的融资成本和市场价值[2]。
重污染企业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近年来重污染企业面临的合规成本相比其他行业增加更明显。2008年的《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中明确将火电、钢铁等16类行业界定为重污染行业，《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等多项法律法规的规制对象亦主要为重污染企业。为应对增加的合规成本，更多重污染企业通过绿色并购方式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双赢[2]。绿色并购，是指重污染企业以节能减排、保护环境为目的而实施的并购，具体包括为了获取节能减排技术的并购和向其他低污染、低能耗行业转型的并购。借助绿色并购，重污染企业可以快速实现向清洁生产领域转型[3]。
已有绿色并购效应研究可以划分为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从正面效应看，绿色并购可以提升主并方环保效能[4]，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动力[5]，有利于企业价值创造[6]。但也有学者认为绿色并购很可能成为重污染企业“坑蒙拐骗”以获取市场资本和顺利渡过舆论危机的工具，企业并不会真正履行长期社会责任[7]，即产生负面效应。综上所述，已有研究尚未对绿色并购效果形成一致结论，绿色并购如何影响投资者决策和偏好也有待验证。因此，本文基于企业权益资本成本作用机制理论及绿色理论，实证研究绿色并购与重污染企业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
本文主要贡献如下：第一，考虑了绿色并购和权益资本成本的关系。并购和权益资本成本概念上存在广泛联系，但绿色并购与权益资本成本的关系却鲜有研究涉及，本文研究绿色并购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丰富了该领域经济后果的文献。第二，挖掘了绿色并购对于重污染企业权益资本的作用机制。从信息透明度、价值投资以及风险溢价角度，深入探究绿色并购对重污染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的作用机理，并基于权益资本成本相关理论结合并购主体进行了异质性调节分析。第三，目前关于绿色并购的研究仅从质的角度进行，本文从量的角度出发，以绿色并购信息披露为切入点，从绿色并购的披露内容、方式及特征等多维度对披露质量进行打分，并探究绿色并购信息披露的异质性如何作用于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
二、文献综述
（一）绿色并购驱动因素相关文献
现有文献关于绿色并购驱动因素多围绕企业外部因素展开，企业自身内部因素的研究相对较少。从外部因素看，邱金龙等[8]检验了正式和非正式类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并购的异质性影响，正式环境规制所包含的市场激励呈倒Ｕ型，非正式环境规制则发挥显著正向作用；潘爱玲等[7]研究揭示了媒体压力下绿色并购后会计信息质量较低，反映了绿色并购行为工具性动机；官员更替及调任方式对绿色并购亦具有明显影响[5]；潘爱玲等[3]发现儒家文化提高了重污染企业管理者的绿色发展意识，从而推动了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和转型发展；张娆等[2]探究了“节能低碳”政策对重污染企业开展绿色并购的推动作用。从内部因素看，杨融等[9]研究了企业管理团队特征对企业绿色并购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