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与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
【摘要】文章以2012—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作为原始样本，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探究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这一结论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PSM-DID、更换因变量度量方式的验证后依旧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能够通过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进而影响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在非国有控股及中部和东部地区上市的企业中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文章不仅丰富和拓展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微观效应研究，而且为更好地利用市场型环境规制政策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提供了新的视角。
【关键词】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新质生产力；数字化转型；绿色创新
【中图分类号】F235；F49；F2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937（2025）15-0011-09
我国经济已经从简单追求数量的高速增长阶段转向追求效益和品质提升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意味着以规模驱动的粗放型经济发展需要进行新旧动能转化、产业结构优化和生产效率提升。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新范畴，指出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不仅是对传统生产力的进一步拓展与深化，而且为我国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相较于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更为饱满，以“新”为基准点，以“质”为突破点，以“生产力”为落脚点，在追求产品或服务数量的基础上，依靠科技创新、技术进步和管理提升等手段，实现产品质量升级和产业结构优化，助力传统生产力“量”到“质”的跃迁[1]。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由此可见，加快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国内外发展环境转变的迫切需要。如何在颠覆性技术创新持续涌现的今天，不断加强科技创新转换力度，形成更多具有突破性的核心技术，助推传统生产力到新质生产力的转化，对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和现代化经济体系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企业作为宏观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是构成产业转型的基本单元，这意味着新质生产力的跃迁必然对劳动资料等生产要素与企业发展的紧密关联提出更为严格的要求。此外，由于企业利益相关者掌握信息的不对称，往往会造成劳动、能源等传统生产要素的错配，可能对企业产业结构优化和高质量发展产生负的外部性。已有文献认为，强制性环境规制政策能够加快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引导企业探索开发节能环保型的生产技术和工艺流程，在实现低碳减排目标的同时提升企业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2]。与市场型环境规制政策相比，强制型环境规制政策能够在短期内实现企业的污染减排，但效率低，缺乏灵活性，容易滋生企业“绿色沉默”，引发市场波动。那么如何通过市场型环境规制来引导企业加快传统生产力转化，对提升我国上市企业新质生产力有重要意义。
作为经济改革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减排并不是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唯一目的，其最终政策导向是实现“低排放、高效率、可持续发展”[3]，这与我国新发展理念相契合。理论上，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能够给企业一定的减排压力，驱使企业加大绿色研发投入，从而优化企业内部资源的配置，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此，本文选取沪深A股上市企业的经验数据作为初始样本，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实施构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是否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产生影响，并进一步分析是通过什么渠道影响的，以及不同情境下的影响效果是否具有差异性等。
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第一，从定量研究切入，实证分析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政策因素，丰富了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微观效应，弥补了该领域研究的不足。第二，探讨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影响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的作用路径，主要从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两个视角解析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实现量到质的迁跃。第三，从微观企业与宏观环境两个维度考察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差异表现，使研究结论更切合现实情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回顾
1.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宏微观影响效应
关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实施效果或影响后果方面。从宏观效果层面，碳试点政策的实施能够有效降低碳排放量与碳排放强度，实现碳减排，加速区域生产力要素的流动，缩小区域内外发展差异，促进区域整体协调发展[4]。从微观效应层面，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可以发挥波特效应，通过减排压力形成成本渠道倒逼企业进行绿色转型、能源结构优化、减少污染排放，提高绿色创新效率[5]。在作用渠道上，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可以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