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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中国”是学界令人瞩目的研究课题，前辈的研究如谭其骧、翁独健、陈连开等，较新的成果则有葛剑雄、葛兆光、胡阿祥等。就秦汉时期的“中国观”而言，以往研究存在两大认识误区：一是认为秦汉时期“中国”的地理范围基本等同“九州”，“随着秦汉的长期统一，中国逐渐发展为秦汉时期的郡县范围，这基本上是汉代人们心目中的九州”。二是认为秦汉时期的“中国”是一个“国家概念”，尤其在两汉时期，“‘中国’一词无疑具有指称西汉和东汉国家政权的含义”。本文将“中国”概念作为研究切入点，一是希望回归历史场景，尽可能地理解秦汉时期人们心目中的“中国为何”；二是将“中国”置于“天下”视野下进行考察，以期加深对王朝时代空间秩序的认识。
一、中国与四夷
关于“中国”和“四夷”，《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言：“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礼记·王制》亦载：“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这一观念在汉代依然延续，《论衡》曰：“夷狄不粒食，此谷生于草野之中，成熟垂委于地，遭疾风暴起吹扬，与之俱飞，风衰谷集，坠于中国。中国见之，谓之雨谷。”与“四夷”并称，是秦汉时期“中国”一词最主要的用法，至汉代仍比较普遍。如《盐铁论》曰：“秦南禽劲越，北却强胡，竭中国以役四夷，人罢极而主不恤，国内溃而上不知。”《后汉书》言：“怨毒无聊，祸乱并起，中国扰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
秦汉史料中还存在另一种“并称”，即“中国”与某一具体的“四夷”相对应。贾谊曾言：“中国乘其威而富强，匈奴伏其辜而残亡。”扬雄亦说：“其后熏鬻作虐，东夷横畔，羌戎睚眦，闽越相乱，遐萌为之不安，中国蒙被其难。”《后汉书》有云：“由是乌桓、鲜卑保塞自守，北虏远遁，中国少事。”西汉杜钦曾将二者视为“阴阳”，“臣者，君之阴也；子者，父之阴也；妻者，夫之阴也；夷狄者，中国之阴也。”杨念群也曾指出：“‘诸夏’只有在与‘夷狄’对照时才能彰显‘中国’的涵义。”综上，“中国”和“四夷”相比较而存在时，“中国”含义是较为明确的。
不仅如此，自从被创造出来之后，“中国”就不是一个中性词汇，而是充满了褒义且带有强烈的“优越感”。战国时期，公子成曾说：“臣闻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盐铁论》亦言：“夫中国天下腹心，贤士之所总，礼义之所集，财用之所殖也。”“中国”之民一般被称作“万民”，东汉鲁恭认为：“万民者，天之所生。天爱其所生，犹父母爱其子。”吕后亦说：“凡有天下治为万民命者，盖之如天，容之如地。”
与“天之所生”的“万民”恰好相反，“夷狄之人”则是“生不食之地，天所贱而弃之”。换言之，将“中国”的含义取反，则是中国之人对于“四夷”的定义。如《汉书》载：“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白虎通义》曰：“夷狄者，与中国绝域异俗，非中和气所生，非礼义所能化，故不臣也。”《后汉书》言：“夫戎狄之隔远中国，幽处北极，界以沙漠，简贱礼义，无有上下，强者为雄，弱即屈服。”正因如此，汉武帝出征闽越时，淮南王刘安上书谏曰：“自三代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非强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面对汉成帝时期的夜郎叛乱，杜钦指出：“即以为不毛之地，亡用之民，圣王不以劳中国，宜罢郡，放弃其民，绝其王侯勿复通。”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对“蛮夷”的轻蔑，甚至波及到了动物。中国之人将某些动物视为“夷狄之物”，并将其与灾异联系到了一起，如“鸜鹆”和“蜚”等动物。“鸜鹆，夷狄穴藏之禽，来至中国，不穴而巢，阴居阳位，象季氏将逐昭公，去宫室而居外野也。”“刘向以为蜚色青，近青眚也，非中国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泽，淫风所生，为虫臭恶。是时严公取齐淫女为夫人，既入，淫于两叔，故蜚至。”《汉书·刘向传》亦言：“长狄入三国，五石陨坠，六鶂退飞，多麋，有蜮、蜚，鸜鹆来巢者，皆一见。”总之，“中国”将某些动物打上了“夷狄”的标签，并认为当它们出现在“中国”时，象征着即将出现天灾或者人祸。
孙正军指出：“‘猛虎渡河’和‘飞蝗出境’是中古史籍中常见的用以构建、形塑地方良吏形象的书写模式。”关于“中国”和“四夷”，在秦汉史料中也存在着类似的“书写模式”。第一种书写模式是“或在中国，或在夷狄”，此种模式多见于《史记》。如《秦本纪》：“其玄孙曰费昌，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吴太伯世家》：“其一虞，在中国；其一吴，在夷蛮。十二世而晋灭中国之虞。中国之虞灭二世，而夷蛮之吴兴。”《楚世家》：“其后中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