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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本的思想自古就有，而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古代中国作为指导思想存在着，儒家思想认为，人民百姓是最重要的，国家社稷是其次，君主是最轻的，在这其中想要达到民本的要求，廉政是很重要的一条途径。
西汉的统治者在廉政的具体实施方面采取无为而治以德治国，提倡节俭，和在选拔官员上采取选贤任能的方法是国家逐步走向正轨，并为后世所称赞。
一、西汉初期采用“黄老思想”，受到腐败现象的影响，董仲舒对儒家思想进行整合，“德本法用”的廉政思想成为阶段主流统治思想
公元前207年，汉高祖刘邦率先领兵攻入咸阳，他大力安抚关中百姓并与他们“约法三章”：
“杀人者死，伤人及盗者，抵罪”——《史记》
获得了民心，得到长久以来饱受秦苛政之苦的秦民的支持，为随后楚汉争霸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西汉建立之初，面对秦亡后社会经济破败的局面，刘邦采用无为而治的思想，鼓励生产，减少赋税徭役。随后的几位皇帝大都以黄老之术治国，清净无为，与民休养生息。
文帝刘恒与景帝刘启在位期间，多次下诏劝课农桑，鼓励生产，轻徭薄赋，每遇旱、涝、蝗灾等自然灾害就下诏减免租税，减轻百姓的负担。
汉景帝在位时遵从了汉文帝的政策，并将田税降至三十税一，进一步减少农民的负担。文景二帝统治期间，百姓的负担较轻，社会安定繁荣，史称“文景之治”。
从私有制出现后，“天下为公”的大道便转化为“天下为家”的个人私欲，人类贪欲、谋私的现象不断滋生。国家出现后，国家开始形成简单的廉政思想，并相继建立了各种防腐反贪机制。周代商之后，周人开始反思天命转移的问题，最后得出结论
“其可畏者，非天神人鬼，乃芸芸众生尔”——《左传·僖公五年》
周人提出了“德”，并以此作为从政的理念。此后，“德”的思想便渗入到廉政思想的构建中。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在继承西周廉政思想的基础又进一步发展。在先秦时期的廉政思想中，初步形成了“德法并举”的统治思路。
西汉建立以后，前期统治者以黄老之术治国，主张无为而治，崇尚清廉，与民休养生息，国家呈现安定平和之像。然而，在清静无为的政治大背景之下，是地方上暗潮汹涌的腐败堕落现象，这种现象伴随着西汉国力的增长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西汉大儒董仲舒糅合道家、阴阳家以及法家的思想重新整合儒家学说。在统治思想上，董仲舒主张“德本法用”，并从哲学的角度，以阴阳关系和“人性论”为观点论证之。
对那些祸害国家、百姓的君主，上天会将降下灾难，人民可以起来推翻暴政，夏桀、商纣王、周厉王即是前车之鉴”。
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之后，儒家民本思想进入主流意识形态，此后，以民为本的思想也就成为了中国古代各朝都认可的廉政思想。
董仲舒的思想迎合了统治者的心理，也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刘彻采纳董仲舒的建议，下诏设立太学，置五经博士，以儒家经典教育公卿子弟；任命儒生公孙弘出任丞相，官吏选拔标准也开始以儒家的“德”为准绳。
但是董仲舒改造之后的儒学，与先秦时期的孔孟儒学已有很大不同，尤其是儒术与刑名之术的结合，形成了“儒法并举”的统治思路。
“德者本也，法者兼而用之，用之者，国之胜也”
汉武帝在位时，以“德”来选定孝廉，以“法”来强化监察，初步形成了“德本法用”的统治模式。汉武帝之后，这种模式进一步得到巩固。在昭宣二帝后，“德本法用”的廉政思想成为了中国古代社会统治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廉政思想的推行离不开统治者的支持，统治者对前朝教训进行总结，倡导节俭思想，为实行提供了保障
萧何，作为西汉第一位丞相，虽身居高位，但始终坚持俭朴的生活作风，他说“如果后代贤能，就学习我的俭朴作风；不贤，家资也不会被权势之家侵夺。”在古代，对一个人道德水准评价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在政途上的成败。
西汉初期，社会经济凋敝，文景两帝以秦奢侈腐化而亡为教训，躬行节俭，倡俭抑奢，开创了一段世风清正、天下晏宁的时代。吕氏集团瓦解后，汉文帝刘恒被拥立为皇帝。汉文帝继位后，主动提出：
“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
这既表现了他自身对祖先的诚意，也体现了他节俭的作风。由于早年在代国时经历过艰辛，汉文帝比其他帝王更加了解百姓生活的艰苦，虽为帝王，始终坚持以节俭为行为的评判标准。
到了汉景帝时期，景帝刘启遵从了汉文帝节俭的作风：
“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史记》
经过七十余年的苦心经营，到汉武帝时期，全国上下呈现一片富裕繁盛的景象，伴随着国力的强盛，经济发展，百姓开始放弃勤俭节约的思想，开始浪费，汉武帝有所忧虑，不知如何教化百姓节俭，并以此询问宠臣东方朔。
东方朔以汉文帝的节俭与武帝的奢侈作对比，但是汉武帝并未曾采纳东方朔的建议，而西汉王朝也在奢侈的风气下由极盛走向衰落，这既是西汉王朝的悲剧也是历史的必然。然而，西汉前期节俭而盛与后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