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与创新创业活跃度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1文献综述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程度，是检验国家宏观调控成效的核心任务，一旦二者的关系失衡，就有可能引发经济危机。而数字普惠金融作为虚拟经济的中枢系统，不仅能够提高企业获得金融资源的能力，还能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为虚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创新创业活跃度的提升，也是驱动深层次分工和提高效率的重要途径。这对实体经济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实际意义。然而，创新创业活动具有周期长、见效慢等特征，迫切需要数字普惠金融作为其重要支撑。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纳入金融体系，有效突破了由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局限性，从而减轻了中小微企业及低收入群体的融资制约。与此同时，创新创业的快速发展也在促进数字普惠金融领域的扩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一方面，创新创业活动具备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以及明显的正外部性特征，这种大规模的资金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数字普惠金融和其他金融服务机构扩大规模；另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面向那些受融资制约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因此，在金融风险方面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已广泛应用于互联网金融领域，创造出新型服务模式和金融产品，为防范金融风险作出巨大贡献。这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创新创业之间存在密切的相互联系。将数字普惠金融与创新创业有机融合，有助于建构双向促进的良性格局，这对于构建现代经济体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现有研究大都集中于数字普惠金融对创新或是创业的单向影响。喻平等[1]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创新具有正向作用，但作用的强度存在异质性。在作用机理方面，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2]、提升创新成果与市场的匹配效率[3]，从而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Lietal.[4]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创新具有积极影响，并且可以通过改善信贷资源配置、消费和产业升级来促进城市创新。部分学者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的影响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采用长尾理论为理论框架，旨在证实数字普惠金融对于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的有效性，从而在理论上论证了其在促进金融资源有效分配方面的推动作用[5]，其中一项关键路径是数字普惠金融为企业创造商机并提供支持[6]。此外，还有部分学者通过实证研究验证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和渠道效应[7]。冯永琦等[8]观察到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的影响中存在着产业结构的中介调节作用。以长三角地区为研究样本，翟仁祥等[9]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创业活跃度具有正向影响，而这一影响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和门槛效应。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于数字普惠金融对创新或创业的单向影响研究较为广泛。然而，针对数字普惠金融与创新创业活跃度的综合研究仍较为有限。基于此，本研究建立数字普惠金融与创新创业活跃度的耦合协调模型和相对发展度模型系统评估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和相对发展度，并从全国、地区两个视角，刻画其演进特征，进一步利用泰尔指数分析其地区差异。
2研究设计
2.1指标选取
本研究采用了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20年）》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作为参考[10]，采用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区域创新创业指数》来衡量创新创业活跃度。
2.2样本选择与指标体系
本研究以中国地级市2011年至2019年期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原始数据的指标选取存在差异，因此，采用归一化公式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数据之间的量纲差异。这一标准化过程有助于确保数据在同一量纲下进行比较和分析。具体公式如下：
式中，i表示城市，j表示指标。由于归一化之后会出现0的数据，为了消除0值的影响，本文对标准化后的数值进行平移：
式中，sij和rij分别为平移后的数据和标准化值。
第一，利用熵值法建立指标体系。
第二，计算第i个城市占第j项指标的比重。
第三，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值。
第四，计算第j项指标的差异系数。
第五，计算第j项指标所占的权重。
第六，计算综合指数。
结果如表1所示。
表1指标体系及权重
2.3研究方法
2.3.1耦合协调度模型
为了衡量数字普惠金融和创新创业活跃度之间的协调程度，本研究采用了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概念。本文借鉴前人[11]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采用均匀分步法衡量耦合协调度等级，具体见表2。
表2协调耦合度指数等级量表
耦合度（C）、协调度（T）和耦合协调度（D）的计算方法如下：
式中，U1表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U2表示创新创业活跃度指数。α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待定系数，β为城市创新创业活跃度水平的待定系数，α=β=1/2。
2.3.2相对发展度模型
耦合协调度模型用于描述二者之间的协调耦合程度，但没有揭示二者发展水平的相关关系。针对该问题，本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