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旧上海的交通规则
1、人力车时代的交通规则
上海是江南水乡城市,在农耕年代,上海人远行靠舟楫,陆行靠步行,只有大户人家或小脚女人外出时才会坐轿子;上海人不养马,也没有马车,这样的城市环境也不需要有一种规则来制约人的交通行为,当然也不会有什么城市交通规则。
1843年上海开埠,1845年英租界率先在上海建立,1848年和1849年美、法租界建立,1863年英租界和美租界合并,即后来的“公共租界”,这样,上海并存有华界(中国管辖地界)、公共租界、法租界三个各自独立,互不相关的行政区划,而华界又被分为南市和闸北两块,人们把旧上海政区分割的奇特现象谑之为“三界四
方”。
租界是根植在中国封建帝国领土上的资本主义城市模式。租界的市政和经济发展飞快,在上海开埠10年后,上海的外贸总量就超过广州而高居全国第一。
1860年,由忠王李秀成率领的太平军发动东进,在很短的时间里攻陷镇江、常州、无锡、苏州、杭州、宁波等苏南浙北的大部分城邑,同时就有数以十万计的苏南浙北难民进入上海。据不完全统计,1860年前上海租界全部居住人口不足2万,而两年后就激增至20万余。难民中有许多江南富绅,他们携带的现银成了上海租界早期开发的资本。难民中更多的是破产的城镇小手工业者,他们则成了租界的廉价劳动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太平军东进给上海带来的则是发展的机会。
太平军东进的胜利给清廷及租界以极大的恐慌,李鸿章奉命将他在安徽训练和组建的淮军在英国军舰护送下进入上海。淮军用一种北方特有的木制独轮车运输辎重,当战争结束后,这种独轮车就被留在上海,成为上海早期的主要运输和代步工具。当时上海把安徽、江苏长江以北之地均叫做“江北”,这种独轮车就被上海人叫做“江北车”,它两头的车架及车身形状有点像羊角和牛头,所以又被叫做“羊角
车”或“牛头车”。
江北车是货客两用车,载货根据里程计价,载客以人数加里程计价。上海是一个港口、贸易城市,码头、堆栈至仓库、商店的市内短途运输业务十分繁忙,有数以千计的江北车在街头川流不息地奔走,车辆因超载或货物捆扎不牢而造成伤人事故也时有发生。
据说,1870年时一个居住在日本的美国牧师发明了一种人力拉动的二轮客车,1873年一位叫米拉(Menard)的法国人将这辆二轮车引进上海,并向租界申请在租界里开展人力车客运服务,得到工部局和公董局准许后,1874年1月20日《申
报》登载“外国小车出赁启事”,说“今有本行新到洋车,比中华车大小不同,不论天暗下雨,一样可推。车上另有篷帐,下雨不湿衣服,格外奇巧。贵客商欲坐者,请至本行贾可也。”这种来自日本的人力二轮车就被叫做“东洋车”,以后又规定,凡营运车一律漆成黄色,于是又被叫做“黄包车”。黄包车比江北车轻便得多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它就成了上海主要的客运车。
上海城市人口、车辆密度不断提高,那些整天在马路上川流不息的车辆也经常会发生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交通事故,这不仅是一个交通安全和秩序的问题,也是一个维持社会治安的问题。1888年后,租界当局先后公布了《手推车规章》等针对营用车辆的各种限制和规定,如明确规定江北车装物的体积和重量,具体规定江北车一次载重不得超过450斤或600磅等。
2、马车时代的交通规则
西方人喜欢养马和赛马,并在上海建立了跑马总会(ShanghaiRaceclub)和跑马场。早期的跑马只是侨民的兴趣和爱好,后来跑马就成了商业性的博彩。为了吸引更多的中国人加入博彩活动,跑马总会还特设中国马的赛马比赛,于是有许多蒙古马被源源不断地运抵上海,旧上海盛传的“山东马永贞”与“上海白癞痢”之间的争斗,实际上是操纵上海赛马市场的两大帮派之间的争斗。
运入上海的蒙古马中,大部分尚未入选为赛马就被筛选下来,每年又有一部分赛马被淘汰,而上海的城市面积不断扩大,人口迅速增长。早在1867年,一位叫帕兰特的西班牙人就收购被淘汰的赛马创办了龙飞马车行。不久,一位叫陶善钟的浦东人利用自己曾在跑马厅任调马师时建立的关系,以低廉的价格收购马匹,开设“善钟车行”。这两家车行控制了上海80%以上的马车。陶善钟发迹后在沪西购置了大量的土地,成了上海最大的房地产商之一。黄炎培主修的《川沙县志》中讲:“陶如增,字凤山,号善钟。顾家路人。幼寒微,业调马,设善钟马车行于上海,营业甚广。广置地产于法租界今善钟路一带。租界当局以其名名路。”“善钟路”就是今天的常熟路,可是很少有人知道,这是上海租界以华人名字命名的道路之一。
与江北车、黄包车相比,马车的载重巨,体积大,车速快,在人口密集的市区街道奔跑的马车更容易造成伤人事故,因此,必须要制定一个规章制度来约定行人与车辆之间的行为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