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熟人视角下城市广场舞休闲冲突的形成与消解
摘要：近年来，城市广场舞冲突问题不断涌现，给城市发展和居民日常休闲活动带来一系列困扰。研究从半熟人视角出发，基于扎根理论，对城市广场舞休闲冲突的形成过程和消解机制进行探索性研究。研究认为，“半熟人”的人际特性交织着熟人和生人双重运行逻辑，是城市广场舞冲突发生的重要情境条件；不同利益群体在广场舞场域内进行“再熟人化”实践，交替性时空竞争和磋商过程构成其核心内涵；通过同时抱持正式和非正式磋商，半熟人社交下的广场舞休闲冲突本质上是一种“功能性冲突”，即通过“容忍”机制溶解分歧，避免冲突显化；通过“能动性”机制，利益群体不断反思广场舞实践的意义，以寻求冲突的消解，二者共同反馈广场舞“再熟人化”实践，凸显广场舞休闲活动的社会功能和价值。
关键词：体育社会学；广场舞；半熟人关系；功能性冲突；扎根理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8%上升到2022年年末的65.22%[1]。快节奏的时代推着人们从“乡下人”变成“城里人”，生活从“定型生活”变为“半定型生活”，社会从“熟人社会”过渡到“半熟人社会”[2]。广场舞作为时代背景下独特的休闲活动，目前已成为广大市民特别是中老年人户外休闲锻炼的主要途径[3]，亦是中国城市发展的纽带和载体，成为人们个性彰显和文化回归的重要方式[4]。然而，广场舞给市民带来积极作用的同时，噪音扰民、抢夺地盘等负面事件报道使得广场舞活动饱受争议[5]，原本群众喜闻乐见的休闲活动逐步沦为城市的“心病”，成为社会泛污名化的主要对象[6]。更令人扼腕的是，管理制度和方式的滞后性、责任主体的模糊性，使得问题治理进一步陷入困境[7]，大大降低了人们参与社会交往活动的幸福感和获得感[8]，最终演变为制约我国社会和谐和社区治理的难题。
围绕广场舞休闲冲突，已有研究从静态视角划分了冲突类型[9]、分析诱发因素[10]以及造成的负面影响[11]。这些研究往往将广场舞冲突当作一种既定的社会事实加以论证[12]，而对于冲突形成与消解的深层过程机制研究尚不充分，进而缺乏冲突管理行之有效的措施[13]。此外，以往广场舞冲突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地理空间系统[14]、公共治理[15]、法制建设[16]以及主体心理认知[17]，而对于社会变迁关注不足，忽略了广场舞冲突的发生倚赖于我国城镇化转型的特殊时期，这是群体休闲冲突发生的重要情境基础。这一时期从乡村流向城市的人口逐渐脱离于以亲密关系为主导的熟人社会，形成关系松散、结构不稳定的半熟人社会[18]。贺雪峰提出的“半熟人社会”描绘由传统熟人社会到现代生人社会转型的中间状态，是理解当前我国社会实态及其治理的一个重要概念，为目前我国城乡社会互动格局奠定了操作基础[19]。半熟人社会是在熟人和生人社会的引导启发下产生，兼具熟人和生人社会的双重属性[20]。后续学者基本都沿用贺雪峰对于目前中国社会关系性质的界定，如张诚[21]分析城市化进程中乡村公共空间流变的内在根源之一是乡村逐渐由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转变。本研究认为半熟人社会是城镇化、现代化背景下城乡互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独特运行逻辑和社会情境：城乡边界逐步模糊，社会交往趋于浅表，社会共识日渐式微，以“共同兴趣”论人际关系。在此背景下，礼制约束散失、人际包容度降低，行事逻辑不再碍于人情与面子，广场舞冲突也呈现出从原有隐蔽、间接的内隐式冲突转向正面、直接的外显式冲突，从合乎人情的自然性向合乎逻辑的社会性转变。鉴于此，为填补相关研究领域的不足，引入半熟人研究视角，利用扎根理论剖析社会形态以及人际关系特征是如何影响广场舞休闲冲突的形成与消解，以期为解决城市公共休闲冲突和治理提供理论支持与决策参考。
1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1）案例地选取。广东省东莞市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城市化进程快，逐渐摆脱城乡二元对立局面，各镇街原行政村落与城市区域相互融合，当地人与外来流动人口交流碰撞，社会多元性、异质性增加，人与人之间熟悉程度降低，地方性共识逐渐瓦解，形成了典型的半熟人社会[18]。此外，相较于广州、深圳等周边竞争激烈的城市，东莞市生活节奏较慢，市民休闲锻炼需求较为丰富，休闲冲突也不断增加。因此，研究以东莞市老区莞城的东门广场（D）、新区南城的景湖时代城广场（J）以及虎门执信公园（H）3个具有代表性的广场舞聚集点为案例地，3个不同区域的广场舞群体有足够大的身份差异，符合最大差异的信息饱和法的操作规则[22]。
2）研究方法。研究采用扎根理论方法，从经验材料中构建理论模型。该方法最早由社会学家Glaser等[23]提出，它能够探究尚未或有限了解的特定领域，或通过分析特定情境下群体的认知、行为及互动过程，进而深入分析现象产生的原因，建构有价值的诠释理论[24]。因此也同样适用于群体互动的广